在日本内部进行激烈争吵的同时，奉天方面亦有着极为热烈的政治活动——国会情愿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自从1905年清廷下达预备立宪的诏书后，各地便掀起了立宪活动的浪潮，东三省虽然位置较为偏僻，但亦有波及。到了1907年8月，梁启超和蒋智由在东京建立政闻社，以图靠动和组织一定社会力量来胁迫清政府认真准备实行立宪政治。政闻社自成立伊始便组织了数次请愿活动，上书要求开国会、实行立宪，并企图打入朝廷内部延揽大权。虽然清廷很快就以“过激举动”为由下令查禁了政闻社，但国内与政闻社性质相似的许多团体仍在为倡议立宪四处活动，且这些团体的脑往往颇有背景，清政府不得不有所迁就。

为了合理“收编”这类政治团体，当年9月清廷便谕令各省模仿西方议会形式设立谘议局，作为“采取舆论之所”，“惮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年底时奉天谘议局成立，不久又由官办改为绅办，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亦紧随其后。到铁矿与铁路两场谈判开始时，奉天已完成了省谘议局和府州县议会的成立和选举工作。

当然，这不是民主政治的开始——议员名义上由府州县各级选民选举，实际上由于选民占总人口的1%还不到，等于是由地方官指定，议会根据有关章程规定，选举议长，定期开会，为地方兴利除弊。由于当时并没有确切的人口统计，清政府以漕粮数等相应折算，奉天省50名，吉、黑都是30名，在全国范围内看来是属于比较少的。

虽然奉天省人数不多，但由于徐世昌的手段和开明，有关政治冲击在东北各省虽然不像内地那样轰轰烈烈，但效果并不差，“大凡预备立宪的政体全都布置得极为周密”。他所主持的官制改革是清末地方政体改革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之一，大家为其鼓舞，也没有太过激的行为。考虑到近年来的影响，沈麒昌、禹子谟、禹子骧、黄炎培、陈茂德几个都被指定成为代表，本来柳亚子很感兴趣，但他来奉天时间不长，又忙于筹办《奉天时报》的出版，结果就没能当成。秦时竹、葛洪义等不是官吏就是军警，是没有资格当选的。

没资格当选不等于没影响力，由于秦、禹二人奉命交涉修铁路事宜，当即成为议员们较为关心的话题，不断有人前来打听消息。在谘议局中，以沈麒昌为的辽阳派虽然不同于勋旧出身的盛京派，但因为东北从来就不以科举见长，朝中退下来的官员亦少，因此辽阳派为主的商绅占据了谘议局的主流。这些议员一方面从政治角度关心谈判进展，另一方面又从经济角度关心谈判进展，形成了极为热烈的双重炙烤。

秦、禹两人一时间无法招架，只能以“事关机密”为由绝口不提，当然禹子谟在谘议局里是拍了胸脯表态“绝不卖国”的。

……

“军方以为，铁路守备队必不可少，可以有效监视俄国和支那动态，万一有事可直接出动维持秩序。筑路可以，但要求按南满铁路的方式操作，即同时拥有附属地和驻兵权。”儿玉源太郎是“武治派”的主要代表，在有关铁路修筑谈判案中持有较为强硬的立场。

“问题在于本来美国方面已同意向支那提供贷款，由于其一贯标榜‘门户开放’，‘尊重中国主权’，如果我们逼人太甚，会适得其反，造成这条路修不成，这对帝国利益是很大的损失。现在不同于日、俄战争时期，英、美对帝国在满洲的势力已比较反感，不应过分刺激他们。”后藤新平对此持有较为温和的态度。

“那也应该坚持中日合办，由帝国控制实际上的经营。”

“儿玉君，支那目前兴起了收回利权的运动——吉长路刚刚露出合办的意思就招来一片反对声，而在支那南方，反对声音尤为强大了。在此情景下，帝国不适宜直接作为支那的靶子出现。”

“成为靶子又怎么样？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支那人不是我们的对手，如果他们敢反抗，那就意味着第二次日清战争，我将率部队打到北京去。”

“很多事情不是光凭武力就可以解决的。三年前中国的‘抵制美货’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使得帝国的商业获得了较大的展。现在为了挽回颓势，美国努力在营造宽松气氛，我们如果坚持过于强硬的态度，会面临与美国当时一样的局面，这对帝国在支那商业的扩展是极为不利的。”

“如果不派兵，怎么保护侨民安全和利益？而且不以路权为抵押，怎么确保贷款的如期归还？”

“儿玉君，据我掌握的情报，奉天方面最近几年设立的产业如辽阳公司、三电公司、文明公司等，表面上看是由不同的人在管理，但他们真实的总后台其实是奉天巡防营统领秦时竹，这个人你应该比我更熟悉。”

“嗯，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