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工科学校。如商船学校，分为海船制造与机关驾驶二科，学制为四年，以培养工程师、大副为目的。陈设有教室、实验室、自修室、练船场外，还附设造船厂。供学员实习制造之用。工科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工学并举”，教师同时也是学校附设工厂的工程师，学生是半工半读，相辅而行。所以培养出地人才大多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任职以后能够很快挥作用。北疆也设有工业高等专科，只是由于事业草创，分类不及日本这么细致。

北疆和日方原本有协议。既要聘请日方顾问也要聘请日方教师。顾问方面日本催得紧，秦时竹基本都已经办好，但教师方面迟迟没有全部到位，日方心里也很急躁，按照他们地既定目标。是需要对华输出大量教师，以便影响中国青年，因此在考察团参观访问的时候，一方面热情接待。随即又不遗余力地大力推销。教育系统地几位官员心里有数，对日本推荐的其他教师都不感兴趣，唯独聘请了20位西医教师和10位法科教授。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日本西医学习欧美已取得相当成就，中国很多西医名词都是直接来自于日文翻译，由日方挥二传手功能，比较合适。鲁迅先生（周树人，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经在仙台医学院受过藤野先生的教诲。闻得这次考察，特意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夏海燕本身就是医科出生，对于医学相当熟悉，在她的把关下，20位理论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的日本教师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为期2年的客座教授聘书。至于法科，则是着眼于中国法律体制改革和健全司法地需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所用的法律体系与清朝有很多相象之处。这种亲缘性远较西方法律（包括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要来得大。而且对各种法学名词的翻译也以采用日文译法比较得当。清末修律时，沈家本等修律大臣都是在日本专家的支持下拿出了《大清新刑律》等近代法案。要加速实现法律近代化，非继续这条道路不可。

在东京的日子里，除了重点考察教育之外，唐绍仪、熊希龄、禹子谟等还拜访了很多日本地朝野名人。尤其是会晤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财政名家、曾任大藏大臣的松冈正义。

在一间约有二十铺席宽的客厅里，众人见到了松冈正义。松冈穿着一身宽大地和服，脚穿分为两叉的袜子，尽管上了年纪．还是腰板笔直地坐着。他已经知道考察团到日本以后的工作情况，他很喜欢这群聪明好学的中国官员，特别是其中有妇女参与，更是由衷感到吃惊，认为中国的女权解放甚至已走在日本的前头。对中国官员能有如此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感到高兴，认为这种精神面貌是在前清官员上所看不到的。

“如果中国地官员能多一些像唐君、熊君、禹君这样的人，那对于我们日本某些人来说，恐怕就不是件很好的事情了，哈哈……”

“感谢松冈阁下对我们的夸奖，我认为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况且，不管两国有过什么样的误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是真诚希望中日友好。”

“听说唐君在中、俄交涉中很出色，现在看来所言不虚啊！”松冈大笑，“能有你这么出色的人才辅佐，我相信秦时竹君将来一定能成一番大事业，可惜我不能和这位年青将军会面……”

“临行前，复生告诉我，希望尽力邀请一些日本名流，且对中国友好的人去中国看看，我相信如果松冈先生去了，秦时竹将军一定会出郊30里欢迎地……”

松冈意味深长地说：“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将来走势如何，都掌握在你们手中，我已经老了，今后地航向，还要靠你们把握。”

松冈已看出了中日矛盾的不可避免，作为日本人，他无法摆脱日本国民地民族情结，但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又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番话语既隐晦又确实。

在广东、福建相继取消独立，江苏、安徽、江西讨袁军在军事上陷于不利境地后，湖南都督谭延闿开始着了慌。他和程潜密议说：“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组保，可免生灵徐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程潜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辞去军事厅长职务，表示愿意担责任。湖南妥协空气占了上风，革命党人上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人风、程潜等人先后逃往上海并转赴日本，谭延闿遂于8月15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但谭又把许多革命党人送去上海，继续同革命党人结好，以免对方做困兽之斗。

继广东、福建之后，湖南取消独立，而江苏、江西的军事态势日益呈现恶化态势。

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南京军界不但接到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容还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夜间乘日轮静冈丸离开南京，一走了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遇有艰难险阻，则一走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