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密谈，定下篡清大计。次日雄鸡唱响天下白，袁世凯邀杨度共进早膳。做陪的还有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然而，正是令袁世凯得意的时候，令袁世凯心中不安的事情紧接着发生了。

宣统三年，十月十二。在武汉的交战双方停战协定生效的今天，南京却被革命军攻占了。

袁世凯显得先惊后喜。正当袁世凯与杨度密谈一夜，踌躇满志与武昌的黎元洪讨价还价占便宜的时候，南京方面的革命军势态进展之速，非常超乎他的意料之外，虽然，这也是他放纵的结果。不过这也应了他的预言：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

果不其然！一大早的，紫禁城里立刻就召开了皇族会议，以国朝两百六十余年历史从未有过的效率，得出国朝两百六十余年历史从未有过的无能结果：隆裕太后亲信大太监小德张亲自登锡拉胡同袁宅，请总理大臣袁世凯召开内阁会议，议一议南京之事。

这一回｜ ，他非逼摄政王爷载沣归了藩邸，把禁卫军牢牢掌握在手！

袁世凯对天下大势成竹在胸，失了南京，但是北洋军依旧处在主导地位，至少一切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南方一群刚刚洗干净泥腿子的民军，还不入他的法眼，要扑灭，还不是覆掌之间的事情？更不要说还在湖北安陆打土豪，分田地，降租减息，专搞农民&运动，一派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模样的李想，他老袁连眼皮也不夹他一下。

茶余饭后，袁世凯显得心情不错，还问了杨度几句起居近况，和心腹拉拉家常，以示亲热。

杨度依然潇洒的应对，还不时品尝杯中香茗。袁克定却是心事重重的默不做声。

忽然袁世凯没头没脑的问了句：“那边的情况怎样了？”

杨度那七巧玲珑的心思，自然明白他想问什么，所以侧头看向袁克定。

果然袁克定答道：“昨天我又和汪精卫碰了头。他说‘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他是支持父亲为总统的。共济会解散之后，他在京也未有停止活动，极其热衷于南北和议，他与同盟会员魏宸组等人分析局势后，认为当时中国能推翻清廷的，非父亲莫属。他还多次劝我为民族大义说服您反正。我借此曾向他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一是举伊父为临时总统，二是南北统一，三是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并要求他质商于南方革命党人。”

汪精卫出狱后，聚北方党人于天津，在俄租界旅舍中开议，定名为京津同盟会，举汪精卫为会长，李煜瀛为副会长，分部办事，部各有长，汪精卫宣言曰：“北方事不易为，惟暗杀较有把握。其反对民党，阻碍共和者，如袁世凯、荫昌、冯国璋、载泽、载洵、载涛、良弼等，皆在所必锄。然清廷诸人多无学识，障力尚小；惟袁在北方年深名盛，声威势力无出其右，若与清廷合力抗我，北事无可为也，北方根本不解决，演成南北局，致全国流血，祸无已时，外人乘此瓜分，是我国不亡于满清，而亡于革命也，故吾党目的尤以袁为最要。”

这宣言有些自相矛盾，袁世凯到底是“必锄”还是另有“目的”？但是他说出“我国不亡于满清，而亡于革命也”这样的混账话，可见他对辛亥革命是怎样的缺乏信心！

汪精卫不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他很快对革命没有了信心，他认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只会把中国拖入混乱的战国时代，甚至南方革命军很不堪的会被袁世凯扑灭！（汪精卫本来就不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辛亥时期，因为对革命没有信心，所以出卖同盟会。抗战时期，因为对自己民族独立战争缺乏信心，所以做了汉奸卖国贼。）

在袁世凯抵都之后，汪精卫由梁士诒和杨度介绍，往说之，痛陈时事利害，谈半日许。袁世凯对汪精卫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又指令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汪精卫的思想由刺杀袁世凯转为策反袁世凯，更认为化解当前局势，非袁莫属。

接着，汪精卫秉承袁世凯的意旨，与杨度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杨度为共济会捉刀写《上资政院陈情书》，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

由此可见“国民会议”是袁党一系的主张，而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使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蒙篡权的恶名。正如唐绍仪在稍后南下议和时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袁世凯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他闷哼一声道：“南方革命党人那方而有什么动静？”

袁克定眉头凝重的道：“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革命军阵营士气高涨，被汉阳、汉口失陷所打击而沉的锐气，重新出现。特别是湖北的李想，四处拍电，叫嚣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埋伏在武昌的密谈送来情报，武昌军民都为此疯狂了，逼得黎元洪也赞同‘将革命进行到底’，今日刚刚生效的停战和议怕是变成了一纸废文。整个南方，还有谁听得进汪精卫的呼声？”

杨度疑惑的低声问袁克定道：“李想是何许人也？”

袁克定微微一笑，很是不屑的答道：“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二百五！在汉口不知死活的向洋人开炮，被赶出了汉口。当初咱们是急着进汉口，才放纵他叫嚣到今天，谁把他放在眼泪过？不过是一堆臭狗屎，谁愿意去踩？”

杨度大感愕然，转而是失笑。原来是他！这个茶余饭后的笑谈，还真有点当年直隶拳民的勇猛和无知！当时也就是当个笑话听了，谁还会愿意费心思去记他的名字？

“这样的人，不足为惧。”杨度笑道，“还是在汪精卫身上花点心思的好。如今眼看着南方革命中心将由武昌转移至更具战略和历史意义的南京，我们和谈的对象也该从黎元洪身上转移了，何必再管湖北的风风雨雨？”

袁克定又道：“只怕汪精卫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袁克定的话像在不断刺激杨度的样子。

原因其实就是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则不同意讨论这一重大问题，有的人认为应先请袁世凯到院说明“到底主剿主抚”。袁世凯又不想背负篡清的罪名，他怎么可能去表态？会场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秩序大乱”，“几致用武”，“于是议员纷纷散去”。其后，资政院因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再未集会。同时，“国民会议”的主张也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谴责。汪精卫致电上海和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认其主张。武昌战事紧张，黎元洪无心回电。上海军心民心却是激昂的很，《民立报》发表社论直斥为“无聊之共济会”，说当今革命将告成功之际，“中国为君主为民主，尚欲开会解决耶？”并严正声明：“共济会之说，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袁世凯的计谋不能得逞，“共济会”只得宣布解散。

袁大公子上串下跳，白忙活一场，心里能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