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以来，顺军进展顺利，早已同西安方面接洽的刘忠在顺军出潼关后立即于洛阳易帜，并迅速派兵沿黄河搜集渡船，抢占渡口，为顺军主力成功渡过黄河出力甚大。

刘忠前番在清豫亲王多铎东返之时率部降清，造成怀庆之役顺军攻取的府州县重为清军所有，并且还派人劝降荆襄军王得仁，王体中，导致二王于南阳作乱，对李自成的死负有很大责任。

因此，高一功、刘体纯等将领建议进洛阳后立即诛杀刘忠，割其级祭奠先帝。

外号“争世王”的第十镇帅蔺养成早年曾是义军革左五营领之一，与李自成麾下大将刘宗敏关系甚好，而刘宗敏就是因为二王作乱时来不及撤离被清军斩杀，因此对劝降二王的刘忠，蔺养成真是恨之入骨，劝说监国闯王将刘忠连同其部全部坑杀，以儆效尤。

这个斩尽杀绝的提议得到了不少将领的支持，甚至连持重的高一功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杀降将这种事，于陆四而言其实也是轻车熟路，前番张国柱便奉他密令诛杀了许定国，因此再杀一个也不是什么事。

但是，陆四却没有这么做。

因为，东征是军事同政治的双攻势。

陆四认为东征北京是对满洲军事集团的斩一击，是彻底消灭满洲军事集团的决定性战役，此战役不仅要在军事上完全摧毁满清军事集团的中央脑，更要形成顺军重新据有天下的席卷之势，因此军事打击固然重要，政治辅助也绝不能缺少。

杀一个反复小人刘忠，不是什么事，左右河南府已经为顺军控制，相邻的汝州也被第五镇张国柱部控制，但杀刘忠的后果却有可能导致大顺在政治上被动，极有可能让本应该大规模倒戈的清军绿营，甚至是汉军八旗与顺军死磕到底。

兵力上，满清现在京畿的总兵力最多只有五六万人，其中真满洲同蒙古兵不可能超过三万，剩下的是汉军八旗同绿营兵，也就是说清军有一半力量是可以争取的。

如此一来，政治上陆四不能犯错误，必须尽最大程度分裂清军，将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区别对待。

主要敌人军事打击，次要敌人政治为主。

不杀刘忠，就是为政治攻势服务。

一个导致大顺差点灭亡、害死李自成的人都能得到新闯王的重新接纳，于大顺政权有一席之地，此事传达出的信号对于汉军同绿营将领将起到正面、积极作用。

莫说刘忠了，就是王得仁、王体中二人，只要二将愿意反正归来，陆四同样也会接纳。

二王重新反正这件事，陆四觉得未必就不可能，因为王体中就是因为不肯剃被王得仁杀害，而随后王得仁又同金声桓叛清降明，引了李成栋于广东反正、姜骧于大同反正，由此掀起了大江南北绿营大反正的序幕。

这两起事件表明二王对满清的忠诚度都是不合格的，那么在满清受到重创后，二王还会不会甘愿替没了根基的阿济格卖命就是未知数了。

对二王策反工作同对尚可喜的策反工作，陆四都交给了留守西安的孟乔芳负责。

为了让刘忠这块“马骨”更具效应，也是酬其“让路”之功，进洛阳城的当天，陆四就以大顺监国名义封刘忠为平南侯，此前李自成封刘忠为平南伯。

晋为平南侯的刘忠可能也意识到顺军一些人对自己恨意难消，全赖监国闯王一力“保”他，所以主动请缨愿为大顺攻打通往怀庆的门户济源城，期以此举能够赎前番过错，换取顺军将领对他刘忠的重新认可。

刘忠部约有万余人，大半都是原先的明军，其主动请令攻打济源，陆四自是不会不准。

可刘忠虽有戴罪立功、洗心革面之心，但其部战斗力着实太差，连攻济源三日也不曾破城，最后还是第二军提督刘体统率所第二军所辖的第十一、第十二两镇不计牺牲强攻，再有城内绿营原顺军降兵内应才拿下济源城。

此战，刘忠部损失两千余人，第二军也折兵近两千，斩绿营兵1800余人，俘3000余，清怀庆总兵刘芳名、知府李世爵等人趁夜逃脱。

济源之战敌我双方损失大致相等也让陆四坚定政治攻势的重要性，要不然东征路上每遇一城都如此损失，且不说要浪费多少时间，且说真就打到北京城下，恐怕东征的三个军也剩不了多少人。

与此同时，西安孟乔芳密报西军出川之后，张献忠命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三人各领军五万杀向西北，沿途府州县的清军大多闻风而降，进展极快，大有席卷西北，攻掠三边，形成虎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