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流寇崛起

崇祯五年七月，山西，太原

遍地狼藉、黑烟袅袅、横尸满街、血流成河。

距离这座城池被来自的陕西流民军攻破，已经过去了三天三夜。

太原城内残余朝廷官军的最后抵抗，早已被红了眼睛的流民军逐一碾碎，但在太原的大街小巷之间，依然没能恢复平静——杀戮、抢掠、强奸、纵火、拉壮丁……各式各样的战争暴行，正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不断上演，但城中居民也只能惴惴不安地缩在屋内，心情无限惶恐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幸好，这座城市陷落之后的绝大部分暴行，都没有降临在那些榨不出半点油水的贫苦百姓头上。当他们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扒着门缝向外窥视的时候，只是略带兴奋和惊慌的看到，一队队满脸渴望的流寇，正挤挤挨挨地扑向晋王府、扑向巡抚衙门、总兵衙门、知府衙门，还有那一处处穷极奢侈、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不停的有士兵将大小箱笼、各色财物从这些地方搬出，装上车马骡驼，络绎不绝地运出城外，一个个往日里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的大人物，都好像猫狗一样给套上了绳索，垂头丧气地被押了出来。

与此同时，又有一小队一小队衣甲较为鲜明整齐的流寇头目亲兵，从空旷的街道上经过，由一个声音洪亮的大汉在前面打头，手中敲着铜锣，高声呼喊着闯王高迎祥的安民晓谕——至此，在被三边总督洪承畴屡次重创，被迫逃出陕西之后，一度处境窘迫的西北流民军，终于打赢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翻身仗。

——由于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全球气候紊乱的缘故，整个明末时期，陕北一直是旱涝灾害频繁，粮食经年绝收，再加上官吏的贪婪腐朽和朝廷的吝于赈济，导致陕北民变此伏彼起，最终与大明帝国同归于尽。

当时的陕北自然灾害有多厉害呢？早在万历年间，陕西四十八年间就有二十五年的灾荒，到天启、崇祯时代，更是几乎年年灾荒，连绵不绝，没灾荒的好年头反倒成了稀罕玩意儿。

在万历年间，利用灾年与灾年之间的间隙，老百姓或许还能面前喘口气，等天启年之后连年灾荒时，想喘口气也没法喘了。如此连绵不绝的超级自然灾害，偏偏又遇上了朝争激烈、乱头苍蝇似的崇祯朝，更是犹如火上添油一般——崇祯元年，陕北民变初起的时候，朝廷中枢清洗阉党的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崇祯皇帝生性多疑，而东林党又推波助澜，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

这场清洗运动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西北乱事越拖越厉害，最终在民变之余更添了兵变——由于长期拖欠军饷和口粮，还有东林党扫除阉党余孽的人事大地震，导致固原、临洮、延绥各镇边军相继哗变，大批陕西籍士兵三五成群地脱离部队。然后，这些有军事经验的逃兵，纷纷回乡拉起队伍，各占一处穷乡辟壤，落草为寇，很快就呈现出一片星火燎原之势。

面对急剧糜烂的西北局势，大明朝廷终于开始反应过来，先是派人招抚，企图和平解决陕西问题，而陕西流民最初也都顺从受抚——这些关中汉子虽然平日里偶有好勇斗狠，却非大恶之人，只是旱灾连年，田地里难有半分收成，地主衙役却还要催租子和赋税。众人没了吃食，只得依着求生的本能，四处攻杀以求活命。眼下既然朝廷前来招抚，貌似有了活路，饥民们自然也就放下兵器，纷纷准备重新去当良民了。

但问题是，吝啬的北京朝廷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粮来善后，名曰招抚却又无粮赈灾，而天灾也完全没有减缓的迹象，饥民在被招抚之后，该怎么饿肚子还是怎么饿肚子，于是纷纷感到自己是上当受了骗。

与此同时，因为袁崇焕的开门揖盗，导致了长城防线崩溃，京师被围的“己巳虏变”。为了应对后金军的长驱直入，朝廷在惊慌失措之下颁了天下勤王令，强行将数万精锐西北边军从山西、陕西调往京师，陕西巡抚刘广生无奈之下暂停剿匪诸事，急忙率领亲军赴京勤王，结果造成了陕西的兵力空虚。

于是，无数“已降”的饥民流贼趁机再度举旗叛乱，小股流贼或明或暗割据层峦沟壑之间，一旦官军来剿就四处流动，如水银泄地，难寻踪迹。大股流贼因为陕西无粮可抢，开始越过黄河杀入山西。继而又向河南、北直隶甚至山东不断渗透，一边避免跟官军正面交锋，一边展开避实就虚的运动战。

到了这一步，招抚之策已经无法进行下去，朝廷改用剿杀策略，到处镇压民乱。此时的流民军还很弱小，组织更是涣散，官军很容易就将这些乌合之众击败，战事呈现一边倒的情况。但是由于流民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而且流动性大，官军的这些胜利并没有解决问题。任何一场战斗或是任何一支流民军的失败，都无碍大局，改变不了日趋恶化的战局。接下来生的裁撤驿站事件和新一轮边军哗变，使得大量的失业邮差（例如李自成）和边塞逃兵加入到流寇的队伍之中，进一步壮大了西北流民军的队伍。

但明朝毕竟树大根深，不是轻易能扳倒的。新任三边总督洪承畴以铁血手腕治军，极端残酷地大肆屠杀饥民，终于一度扭转了陕西乱局——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跟成吉思汗很有共同语言，对于西北乱民如麻的糜烂时局，他的解决对策只有一个字：杀！把人都杀光了，天下就没事了！

崇祯四年上半年，洪承畴打赢了河曲之战，杀了陕北流寇总盟主王嘉胤，之后又逐步清理了陕北的其余各路流民军，无论壮丁还是妇孺老弱，一律杀光，逼迫得他们在陕西无处存身，纷纷渡河窜入山西。

结果，在陕西“匪患”逐步平息的时候，山西的局势却是越来越乱。到了崇祯五年的春天，至少有二十万流寇活跃在吕梁山、太行山之间，山西、河南、北直隶三省不少府县全都饱受滋扰。

但此时的北京朝廷忙于应对辽西的大凌河之战，以及又一次破关南下的鞑虏偏师，之后又要对付登州叛变和山东闻香教大起义，非但没办法从别处组织援军，增强山西的兵力，反而还得从山西抽调兵力勤王和援助其它战场……而这些兵力多半都一去不复返，导致山西的防务变得异常空虚。

于是，云集在山西各处偏僻山区的数十股陕西流寇，便聚集起来进行会盟，商讨下一步的进攻方向，结果却是互不相让，最终只得分兵两路，各自展开了大行动。其中一路由王嘉胤死后的新任盟主王自用率领，从吕梁山南下河南，招募黄泛区的灾民壮大声势，准备一口气席卷中原。另一路流寇集团则推举自号“闯王”的高迎祥为领，准备倾尽全力强攻省府太原，夺取囤积在城内的大量粮饷物资。

另一边，当时的山西巡抚许鼎臣，比起三边总督洪承畴差了太多，总的来说是个自诩为兵法天才的水货——为了平定流寇，他想尽办法从陕西、甘肃、宁夏拉来了一些兵马，光是总兵就有三个，却完全没考虑这些互不统属的部队如何配合，也没准备好后勤供给，好像这些外省官军只靠喝西北风就能打仗似的。

更糟糕的是，这位许鼎臣巡抚因为读过几卷兵书的缘故，还跟后世苏联派到中国工农红军当顾问的李德同志一样，喜欢坐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巡抚衙门里，对着错误百出的古代地图排兵布阵，把部队整天调来调去，指挥得乱七八糟，往往还没等他布出个形状，官军就已经走路走得累垮了，而流寇也杀上门来了。

最要命的是，此时正值太原守军因欠饷而哗变，继而爆内讧，从城里到城外杀得人头滚滚。高迎祥却率领五万流寇突然杀到，一片混乱的官军顿时土崩瓦解，太原纵有高城固垒，也是无济于事……

崇祯五年七月初八，陕西流寇攻破太原，山西巡抚许鼎臣悬梁自尽，晋王朱求桂在举家逃亡途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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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一众喽啰的欢呼声，闯王高迎祥像往常一样，穿一身青布箭衣，披一件灰色斗篷，戴一顶北方农民喜欢戴的半旧白毡帽，骑着一匹乌驳马，在数十名身披铠甲的老营亲军的护卫下，缓缓走进了太原城。

在崇祯五年七月的时候，高迎祥这个所谓闯王的日子，也还过得远远谈不上好，经常被官军追杀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连个稳定的山寨都没有，整天钻山沟流窜作战，时常还要亲自冲杀在前，自然讲究不了什么吃穿排场，至于张罗仪仗就更谈不上了——以至于他进城的时候，很多城内的老百姓还完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