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家，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一年下来吃不了几次白面馒头，算是最早一批加入大食堂的，我父亲也有幸吃了几天白面馒头加油条。

不过，由于后来“浮夸风”的影响，党中央以为全国各地有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放出口号：“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干”。

这口号，其实是句空话，大食堂成立以后导致的结果是：粮食浪费不说，很多吃大锅饭的人消极怠工，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儿，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口也不回少吃，一个偷懒，一群人跟着学，继而导致无数农田荒废，麦苗长的还不如野草高，有的田地甚至颗粒无收。不过，国家上层领导并不知道这些，就是知道了也不敢说，睁眼瞎似的以为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片大好的“*”社会，共同生产、共同分配。而且，在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数字里，全国粮食产量那是成几何数字的翻倍增长，当时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多出4o亿斤，这样的数字，就好比金三胖摆下一块巨石，扬言能碾碎美国新式坦克一样不切实际。

一九五八年冬，很多地方的大食堂出现了断粮现象，局部出现饥荒。与此同时，国家因为“浮夸风”，提高了农粮赋税，全国各地为了能够缴齐“公粮”，只能让那些社员饿肚，即便这样，那些被浮夸出来的公粮数目也没办法交齐，有些地方怀疑有人私藏了粮食，出现了生产队干部上门追逼公粮，甚至出现殴打、逼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春，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全面爆！

这时候的大食堂，哪里还有啥大米油条，一日三餐，每人一小勺儿能当镜照的稀汤水，喝下去一泡尿就没了，人们不得已又像42年那样儿，挖草根、剥树皮，最好的食物是红薯穰，也就是红薯的茎蔓。

一九六零年，最艰难的一年，饿死人无数，活着的人几乎人人患上“浮肿病”。胳膊腿骨瘦如柴，肚却奇大无比，这就是“浮肿病”的症状。

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饿的根本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用胳膊爬着走路。每天我父亲和我姑姑从早上喝过一碗清汤水以后，就守在南墙根儿那里，南墙根儿的土墙上，给我父亲画了一个横道儿，兄妹两个就那么趴在地上看着那根横道儿，用我父亲的话说，啥时候太阳光照到那横道中央位置的时候儿，啥时候队里食堂就要敲钟开中午饭了。

我父亲跟我说这个的时候，脸色带着笑，但是我知道，那笑容的背后，是无尽的辛酸与苦楚……

相对来说，我们这一带还好些，我父亲、我母亲、我老丈人都很明确地说过，我们这里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不过，很多人饿的到生产队上偷粮食吃，抓住以后，那就不得了了。据说黄河边上，抓住偷社会主义粮食的人，用麻袋装了以后，直接扔河里去，那黄河里边儿，因此不知道葬送的多少枯骨亡魂。同时，也听说有地方出现人吃人的事件，不过还是不在我们这一带，他们还有顺口溜，叫做“人吃人，狗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妙】【笔］閣

同年秋，某一天，我太爷的忌日。那时候，活人都保不住，哪儿还能顾得上死人呢，不过，我奶奶却每年都要到坟地里祭拜，这时候家里边儿呢，黄纸早就没了，就剩下我奶奶私藏的半捆线香，我奶奶抽了九根，趁着夜深没人的时候，一摇三晃来到坟头，给我太爷、我太奶、我爷爷，每人分别点了三根，也不敢哭，怕给别人现，因为我奶奶这时候是“地主婆”，成分不好，要是给人知道私自来坟地上坟，搞封建迷信，又会是麻烦事儿。

我奶奶跪在我太爷他们三个的坟头，轻声的嘟囔：“爹呀、娘呀、哥……你们好不？这眼下呀，又闹上饥荒了，不过呢，你们也不用再受这份儿罪了……”说着，眼泪下来了。

一九六一年秋，党中央眼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解散大食堂。*建议，给每家每户分出一小块保命的“自留地”，这个建议得到了通过。

老百姓分到“自留地”以后，又有了干劲儿，因为这块“自留地”不用缴“公粮”，自己种了自己吃，渐渐的，饿死的人越来越少，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大饥荒基本结束，当然了，我说是我们这一带，并不代表全国各地。我们这一带最难熬的也就六零年这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饥荒里饿死、加上某些不正当原因致死的人数，大约是两千多万，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并没有生灾害，那几年还算风调雨顺。

这三年，海外一些学者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则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事后，国家总结这次饥荒的起因时，*说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