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来“应聘”的人太少，加上顾骜也算体系内的人了，不太保密的信息都能听。包处长闲得慌，居然就摆龙门阵、卖弄起当年的见闻来：

“当时，两弹中的核弹，是二机部专管，跟我们没关系。导弹本身的制造，有兵器工业部，所以咱一机部就剩下给弹道导弹做配套。

那时候国家没有弹道导弹核潜艇，所有核导弹都靠地下射井。核战备的地下基地，就要配备战时的制氧设备。国家要求上六万方级别的大制氧，但当时国内只能造到三万方级的。

咱现在的局长，十年前还是热工所所长，就带我一起去钱氧，连考察带找外援带攻关，住了好久。最后还是邵工有办法，不愧也是交大的高材生，搞热工机就是有一手！几个月都没怎么睡觉，硬是把六万方的图纸整出来了——这种为国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怎么能……”

包处长叹息了几声，已经说不下去了。

他的例子，顾骜大致上能听懂。

大制氧设备这玩意儿，就跟一般工业文上看到的大化工案例差不多道理——40万吨大乙烯肯定是比20万吨的要产率高、单位能耗低；80万吨大乙烯又比40万吨牛。

分离空气的设备，也是6万方制氧机单位产出的耗电量远低于3万方；12万方、15万方进一步牛逼。

而在冷战时期，备战核大战时，为了确保地下核基地存活能力，配套大制氧是必须的。

因为水和食物容易战略储备，而氧气不可能全部靠钢瓶灌装储备，那完全是杯水车薪。一旦地表大气被核打击污染了，没有大制氧设备的地下基地根本撑不住。

（当时的地下核战基地都有配小型反应堆电，靠核电驱动大型制氧机，理论上可以撑很久。当然实战时有多大效果就没人知道了，因为没生过核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顾骜父亲所在的厂子，以及邵科长本人，在十年不可描述期间，一直撑过了前七八年，都没怎么被运动波及——当时跟苏联人在珍宝岛打仗，与核威慑力量稍微沾点边的工业单位，是没人敢去骚扰的。

只可惜，到两弹一星结项后三四年，跟美国也建交了，国内各个核弹井基地的制氧机订单也供货得差不多了，外部威胁大减，邵科长才终于没能免难。

不过这个例子，也给顾骜暂时吃了一颗定心丸：不管国家政策怎么变，一般来说，一个参加过一号工程的技术人员，只要有贡献，哪怕激进一点，至少能保他完工后三四年内没事。

（氢弹成功后前三四年，两弹元勋邓院士也没事。周-总-理一直力排众议保护他。）

他顾骜如今都参加了膜式制氦机项目，功劳也都被历史记载下来了，所以他也有三年的护身符，在此期间可以让宵小之辈退避，不敢构陷他。

凡是生在他身上、可对可错的事情，基本上都会放着观察观察，暂时算他对。

至于三年期满后，顾骜还想做时代的探路者，就需要其他的力量来当护身符了。

不过那时候国内局势风向也差不多明朗了，82年著名的整肃经济犯罪也过去了。至于再往后的“YD”，那是对付恶性刑事犯罪的，不是针对经济问题的。

……

包处长跟顾骜聊了这么多往事，都聊出点交情来了，面试自然也没必要认真进行下去。

说了些希望顾骜到了外事局后、为国内的技术/装备出口做贡献的勉励言语，包处长就把接收意向函和别的文件都盖了。

习惯了后世上市公司、外企缜密HR面试制度的人，或许会对如今的作风感到瞠目结舌。

但在包分配的计划时代，产业类的机关以及大型央企、国企，就是这么用人的。

哪来的什么一面二面三面，看你顺眼是自己人，直接就用了。

何况顾骜只是来当实习生的，又不是转档案拿编制。

“这就可以了？”流程走完后，顾骜自己都觉得太顺利了。

“你是来干活的，又不是来争待遇的。我们欢迎都来不及呢。”包处长显然心情不错，什么话都跟顾骜说，

“要是给我们塞个在东欧当过大使的人，来按待遇养老，那才叫苦呢。你们外交部的级别，出了名的高配。大使级别比我们局长还高，这不是请人来干活了，是请个老爷回来供着了。”

顾骜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是高端廉价劳动力呢，工资都不用，最多给点外勤津贴。各部门不欢迎才见鬼了。

也怪一大早的茶话会级别太高，看到的都是大人物，害自己白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