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婷落寞地瞥了他一眼，有些焦躁：“连你都这么看，果然太年轻，根本不了解时代。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顾骜知道她是酒劲导致脾气不好，自然不会跟她计较。而且要不是酒还没醒透，估计她也没勇气跟学生酒后吐真言、说郁结在内心深处的不堪经历。

“老师你别生气，我确实年轻不了解，莫非是另有隐情么？”

看顾骜这么虚心，韩婷总算好受了些，继续萎靡地絮叨：“我跟他，都是当初废校前最后一届，69年勉强结业。刚踏上工作的时候，我眼里并没有男生，只是一腔热血想为国家做点事情，那个年代，年轻大学生都这么狂热的。

工作两年后，我23岁时，赶上跟美国刚刚接触，后来还有好多跟着美国人一起来的国家，要接触。部里给了大家很多接待任务，我是全心全意一头扎进去，外国人要我陪喝酒，不管多少都会喝，跳舞，导游，什么都肯干。

只可惜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太拼了，最后有次喝多了，被一个外国人……玷污了。当时自杀的念头都动过，觉得此生无望。结果一年后他却冒出来，说知道我的人品，不嫌弃这些，我很感动，就在一起了。

可惜结婚两年，就遇到了他出事。当时虽然是我提的离婚，但我也问心无愧，这四年里我再没对不起他，都是洁身自好。我的想法无非是：当时不划清界限，如果我也受到牵连，谁捞他回来？谁帮他申诉？

当初他也是跟我商量过的，同意了我的做法。一开始两年，他也很有信心，一直给我写信，等我想办法——可惜77年之后，他渐渐没有耐心了。他不理解，***都已经粉碎了，为什么他和其他几个同志还不能回来。

又等了一年，他居然偷偷在那边，跟一个同样犯错误下放到大西北种树的年轻女同志结婚了。因为后来都没回信，我居然都不知道，偏偏女方还是初婚，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纠缠，唉，都是命。

上个月，好不容易等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批没有牵连到大案里的普通案子都回来了，我连忙用尽浑身解数托关系找人情递材料，帮他也……结果前天却等他带回个比我年轻的女人。”

说完最后一句话，韩婷再次委顿在沙上，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

顾骜觉得自己脑子一阵不够用。

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离奇复杂、还偏偏不知道该指责男女双方中哪一方的纠葛……

或许，就是时代特色？

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悲剧说到底，还是耐心的问题——国家给受了冤枉的人翻案子，那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地方上的小错误，一般77年就放回来一波。

而做过京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错误，确实有很大一批是等到了伟人上个月那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出来的。

再往后，还有81、82回来那一波高峰期，人就更多了，当年的职位也更高一些，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大案，必须等国家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后，才好动。

而韩婷的前夫，应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盼头，所以在等待中绝望了。

因为人在逆境中，往往是需要给他竖一个标杆，告诉他再坚持多久就到终点，这才容易鼓舞起毅力。一旦他以为的标杆过了、但是终点没到，很多人都会自暴自弃。

不过，不管谁对谁错，问题还是得解决。

顾骜想了想，笨拙地提议：“韩老师，那站在您的角度，您还是希望和前夫复婚的咯？”

“这已经不可能了。”

顾骜委婉地说：“别说不可能——有些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那个女方虽然是初婚，但说不定也是在绝境中想找个过日子的人一起渡过难关。

回来后，大家就要面临原单位不同、甚至分居到不同城市。如果能不伤害女方的情况下，让她离了，并且回乡找到一个更幸福的归宿，未必不是好事。”

顾骜之所以这么劝，也是因为在他看来，离婚这种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尤其是因为时代悲剧，当事人没犯错，应该还是能找到新的归宿。

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代还是比较保守的。就怕那个女方的原单位或者故乡，特别保守，那就麻烦了——退一步假设，如果那个女的也能跟韩婷一样思想先进，甚至懂外语能出国，将来改嫁个洋人都没问题，反正白人几乎不看婚恋史，大家都那么乱。

同样道理，要是韩婷本人能放下前夫，开始新的生活，顾骜觉得就更省事了。以她的条件，过几年找个外国人不要太轻松。

韩婷默默沉思了一会儿，突然凄苦地哂笑了一声：

“你说的也有道理……真没想到你还挺成熟的，居然要你这种年纪的小伙子，来开导我。我现在就打个电话，晚上约他们夫妻俩出来喝个咖啡吧，就算是摊牌了。一个人憋着喝酒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他真的觉得那样过更好，我也死心了。”

“这才对嘛，拿得起放得下。跟自己过不去算什么。”顾骜也如释重负，然后把伊丝米娜雅也叫了出来。

韩婷冷哼了一声：“哼，你们男人离过婚什么都没损失，当然拿得起放得下了。我都32了！说得轻巧。要是四年前就知道他今天会这样，我开始新的生活还有点可能，现在么，真没希望我就自己过一辈子了，外国很多这样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