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之所以自太平天国起兵以来一败涂地，最后连南京也丢了，除了八旗绿营兵腐朽不堪用之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粮的问题。清朝的财政体系是一种相当落后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地丁钱粮；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万两，主要用于官俸兵饷。其基本特点就是量入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弹xing。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政者没有钱去开办新的事业，而一旦遇到天灾**，如水灾、旱灾、蝗虫、战争、瘟疫，zhengfu的收入锐减，支出剧增，往往会引起财政危机。

这种制度最初推行时，似乎效果还不错，康熙、雍正两朝明主的jing心管治，使户部的存银最高时达到七千万两，但经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笔开销，到嘉庆帝时，存银已经不多了。川楚白莲教起义、张格尔叛乱、鸦片战争，再加上黄河多次决堤，清zhengfu的财政已陷于窘境。咸丰帝一上台，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向他奏报称，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入不敷出，为数甚巨。..

战争是吃钱的怪兽，其消耗量大得惊人，清廷为了镇压遍地都是的起义军，可谓是花钱如流水。可清zhengfu财入的匮乏，似乎没有影响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的决心。他从户部银库中支拨，从各地封贮银中调解，从内务府“私房钱”中发给。与先前和之后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咸丰帝动用皇家私产时毫不顾惜、毫不心疼。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他立即命令内务府查明，派六弟奕訢亲自监熔。结果这三口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jing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两万七千余两。M户部奏请将宫廷园林中多余铜器发出，以供铸造铜钱。他又命令内务府查明，结果圆明园等处存放的今天绝对是上等级文物的铜瓶、铜炉、铜龟鹤等228件，化成了8747斤铜料。

对于咸丰帝多次从内务府发银的谕旨，使总管内务府的各位大臣都处在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的思想境界。到了1853年5月。也就是西殿太平军开始东征之后，内务府终于向咸丰帝亮出了红灯，存银仅四万一千两，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开支了。

年轻的咸丰帝似乎第一次知道，富甲天下、金碧辉煌的皇家也有财尽用窘的时候。到处罗掘。千方筹措，使咸丰帝从1850年至1853年7月。总共弄到了近三千万两的银子供应前线。换来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时，咸丰帝已经山穷水尽，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至此，咸丰帝再也没有什么招术了。

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琦善的江北大营，起初的琦善部兵马南下时。钱粮供应尚算稳定，但随后越来越少，直接导致那些绿营丘八将官们不得不想着方的捞钱，哪里还有心思进剿？虽然对面瓜洲的长毛贼不过四千余人。琦善也只能按兵不动，他知道眼下这种士气和状况强行出兵，除了大败之外，不会有第二种可能发生。

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钱粮上，咸丰帝在财政匮乏的情况下，只能是听任臣子们的摆布。而为了救急，臣子们的建策无不毒辣万分，咸丰帝只能一一照办不误。

这些大臣首先想到的就是节流，官兵减俸减饷从1853年起，根据户部的提议，咸丰帝先后降旨，将京内外文官武弁营兵的俸饷扣发两成，以后又多次扣减。因为已经减少的俸饷，也经常欠发，尤其是京城以外的前线。到了后来，俸饷中又搭发大钱、银票、宝钞，那更是名不副实了。官弁的俸饷减少，决不会使他们自甘生活无着。于是，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朘刮百姓。早已**的吏治更是坏到无以复加。长期欠饷的清军士兵，多次因闹饷而起事，不少人干脆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

随后大臣们想到还是大开捐例，卖官鬻爵开捐是满清应付财用不足的传统手法，自康熙朝开创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对此种手段颇为痛恨，每次召见捐班官员皆容se不悦，曾经发生过因捐纳官员应对粗俚而退捐罢官的事例。他在私下场合对一名科举出身的官员坦露过心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

道光帝虽对此不满意，但为了财政之需仍不得不为之。咸丰帝没有他父亲的那种道德上的顾忌。他需要银子，管不了那么许多。为了吸引富绅大商投资官秩官位，他根据臣子们的意见，来了个减价大拍卖。1851年，他将1846年的捐例核减一成，打了个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户部收账为银三百万两。1853年，再减一成，按八折收捐，当年户部收得六十七万两，户部得数甚少。户部所获捐银的减少，并不是当时收捐总数的缩小，这主要是捐银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这些银子的去向无非就是地方官用于朝廷欠发的钱粮之用，似乎也怪不得那些无米下锅的地方官吏。

接着大臣们又建议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铜钱双制式。银按成se以重量为计，钱由清zhengfu铸造。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咸丰帝批准了臣子们铸大钱的奏议。1853年4月起，户部开始铸造当十铜大钱，即1枚抵10枚制钱。除了朝廷的户部外，又有13行省先后获准开局铸造大钱。为了直接获利，各处并不全是开矿炼铜或进口洋铜。而是往往熔毁原值一文的制钱，改铸大钱。即便如此，铸铜钱仍嫌成本太高，当时的铜资源十分有限。

也是1853年4月，咸丰帝批准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不等。除户部外，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发行了数量惊人的京钱票，面额有高达一万千文者！这种近乎无成本的纸币。获利惊人。如宝钞一张，工本费仅制钱一文六毫，造百万即可获利百万，造千万即可获利千万。除了户部外，京外16省区也开设官银钱局。发行“局票”。

从世界金融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发展到纸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交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出现本非坏事。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发行的各种票据也弥补了此种不足。但纸币的发行须有完善的金融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发行额。已是今ri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xing原则。

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头发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xing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

滥发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琦善等老臣也不是不知道，但咸丰帝装着看不见，琦善很明智的也选择了看不见。但从1853年5月满清财政危机大爆发之后，前方将帅们再也收不到由户部拨来的实银，顶多不过是一纸他省协饷的公文。而各省对此种非分且无休止的指拨，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诿不办。久而久之，此种皇皇的指拨协饷的命令，成了一纸并无效用的具文，将帅们别指望凭着它就可以弄到银子。

在这种情势下，筹集军饷似乎已不再是朝廷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咸丰帝在国库一空的现实中，只让前方将帅打仗，不肯管也没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给了。

于是，既然朝廷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朝廷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饷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入，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种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广东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粮折se。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薮。在国库ri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ri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新机会。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其产出。农业税再怎么增加，毕竟数量有限。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铤而走险，只得跟随太平军起义造反，更加加剧了太平天国的声势。

随后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转向富绅大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劝捐。按照原来的捐例规定，各省将捐银数额交到户部后，再转行吏部，最后经皇帝批准发下标明捐得何种官爵的凭照。这种办法需时多ri，往往银子交上去后，很久没有下文，还要花银子打点以催促办事胥吏。为了提高效率，咸丰帝应地方官的请求，命吏部直接下发空白凭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汇总上报，大方的把国家官位当成商品来批发。从此，捐官捐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直接生意。这种高效率一时xing地促发了“官爵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同时，地方官握有空白凭照，不必再等户、吏两部转文，也以军需欠饷为由将卖官鬻爵的捐银截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