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外交大臣的信件中，他写道：“一场如此特殊的外交之战，无论它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严酷，我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在天津与我们的清国盟友达成一致后，我便随法军一同前进了。”

为此，葛罗带了一支可观的外交使团及车队，有一批要员和随从，25辆马车、4顶轿子以及40来个南洋苦力。随行成员中有秘书巴士达和韦努耶、通译美理登和德拉马神甫、特里科海军上校、沙内将军副官约雷斯上尉，以及使团和军队联络员年轻军官布布隆。另外还有5名欧洲仆从，3位中国文人和8名水手等。葛罗率的随军使团享受军人同等给养，由军需处供应配额饼干、熟肉及白酒等。

第二纵队由英军后续部队约2000人，由米启尔将军率领，随后出发，法军四千人紧随其后，接着就是绵愉和荣禄率领的清国盟友大军。

第一纵队上路后的第三天夜里，营地突遇暴雨袭击。大批护送物资的壮丁（大部分是天津当地人组成，由恒福总督征募的）乘机开小差，并把马匹和骡子带走。这是否是僧格林沁插手所致？总之，联军曾这样怀疑。就在天津，不知是意外还是敌意，联军马厩竟然失火，一些马匹烧死，幸亏多数马匹及马鞍绳索被救出。

总之一路上，联军部队总是遭受着莫名其妙的事故，联军似乎遭受了更多的敌视和敌意，局面令人担忧。

每日行军，均由一支新纵队轮流开路。每段行程都相当短。天气逐渐开始炎热起来，穿越沙质的平原，道路两边尽是高粱地，高粱比骑在马上的人还要高，暴雨过后道路泥泞不堪，故而行进非常艰难。雨天的泥泞道路给联军带来了困难，清国联军也来帮忙，但人力始终不能和大自然相抗衡，联军部队再次陷入糟糕的境地，不知何时能继续前进。蒙托邦将军极为沮丧，他的部队陷入缺少给养的瘫痪状态，沿途能找到食物的村落很少，要么就是空无一人。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人员的逃亡，天津的壮丁基本已经逃光，在逃走的时候，他们还煽呼走了不少南洋苦力。南洋苦力们在此前的抢劫中发了财，据说很多人愿意回到故土而不愿意再做这种伺候人的事。就连葛罗特使的轿夫也逃走了，他们甚至带走了轿子上名贵的几件饰品，葛罗特使则更加绝望……

幸运的是，如上尉参谋沙努安所说，“天无绝人之路”，炮兵上校本茨曼和架桥兵上尉布莱维尔在露营地周围转悠时，发现远处桅杆高耸。有桅杆，必有船只；有船只，必有航道。果然，那条河流仅由高粱地隔开，与联军营地近在咫尺，有无数帆船从通州南下。

经打听，船老板们回答说，这条河系北京运粮通道。原来是海军弄错了，把这条150米宽的河流与不通航的小运河相混淆……

侦察明显有误，同时联军海军自以为专业的侦查手段误导了联军统帅部，而联军也非常傲慢的忘记了请教他们的清国盟友关于河道深浅的问题，于是联军讲究科学的海军侦查员们一口咬定白河上游过了天津3公里就不再通航，连两头尖的小木舟也不行。对海军所犯的这一错误，贝齐亚上尉严加抨击，而格兰特和蒙托邦更加重视这个事件，他们为自己部下的自以为是和傲慢态度付出了代价。

当再一次开会时候，吴士礼像中方盟友说明将使用新航道运送补给的时候，绵愉和荣禄一脸吃惊的模样，原来他们没有理会联军的水路问题，以为联军已经知道这条航道的情况，于是双方闹了一个大乌龙，这与上一次攻打军粮城时候，联军把攻城梯忘记在北塘村是一样的搞笑。

于是，60来艘中国商船被征用，日租金2个皮阿斯特。架桥兵把船只集合起来，而将船员妥为扣留，由此组成两支船队。一支运送病员回天津，返航时装载粮食和弹药；另一支负责运送原来由马车装运的东西，苦力逃走后，马车已经没用了。上述行动迅速展开。杜潘上校向架桥兵，尤其对那位被他冠以“浮桥上尉”绰号的布莱维尔表示敬意，赞扬他们“拯救了对华远征”。这场“远征”再次走运。多亏这支临时组建的“海军”，联军才能自天津获取保证充足的给养。

对于联军征用中国船只，荣禄也感到困惑，按照僧格林沁的脾气，这些船只是不可能经过通州南下的，随后他审问了那些船主，得到的消息是僧格林沁部也断粮了，他丢失了天津的军需辎重后，通州缺衣少粮，而这些船只本来是他派出南下准备到北仓运送一批粮食救急的，他在北仓还存放了一批军粮，结果只运送了一趟就被联军截获了。

荣禄笑了起来，僧格林沁似乎已经乱了阵脚了，没能抢出多少粮食反倒暴露了北仓这个军需点，同时还让联军得到了宝贵的船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