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云贵看着庆丰离开时那漠落的背影，心底里感到了一丝爽快，他一直耿耿于怀历史上清朝灭亡之后，民国对待满洲贵族们实在是太过优厚，虽然民国政府也停了满洲贵族们的禄米、银两，但他们世代侵吞的国家田产、财产、房产却得以保留，在民国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这些满人贵族们坐吃山空，将祖宗积累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最后还是成了平民的一员。

在历史上清朝灭亡后的满洲贵族们丧失了政治权力，也使王公贵族们失去了大量收受贿赂机会。过去有权有势时，朝中百官争相阿谀逢迎，奉送金银财宝，如今的王爷失去了权势，变成了平民，不仅没有人来送礼，往往还要反过来给民国新贵们行贿纳银，以求得到军阀政府的庇护。清代的王公贵族都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可以向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收取巨额地租以及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土地被称为“庄地”，是清初八旗跑马圈地从农民手中抢占来的。民国之后，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权，广大佃户、农民乘此时机拒不交租，展开了抗租夺地的斗争，其结果使王公贵族失去了巨额的地租收入。袁世凯虽然下达了大总统令，逼迫佃农交纳庄粮地租，广大佃户依然抗租、占地，而民国政府出于私利，也没有采取强制手段逼迫佃户交租，于是王公贵族既然收不到租银，王府中的开支又很大。只得变卖庄地。这些庄地大多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些地主、官僚和军阀，成就了民国新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形成。贵族子弟们又是十分懦弱无能，无法与有权有势的新贵们抗衡。于是他们的财产大量流失，北京城里的各大王府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迅速败落了。

当然萧云贵也可以不做什么，任由这些满洲贵族们像历史上那样，逐渐败光他们的财产，但这样做明显不符合今后整个国家的利益，满洲贵族们掌握的巨额财产、土地和房产假如任由历史上那样被新的勋贵们兼并，那只会增加国家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力量。对于国家整体并无益处，对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也无益处。无法进一步缓解国内的土地矛盾。于是，萧云贵必须在这个时候趁着新朝初立需要进行大清洗的时候来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样就能够引导北方的土地政策改革和保障接下来北方也能按照江南那样实行新政。

满洲贵族手中的钱财和房产也还罢了，萧云贵更加看重的是他们手中握有的大量土地。一旦这些土地能够收归国有之后，再分给北方满汉百姓们耕种，势必减弱北方封建势力的力量，没有土地兼并的机会，北方的封建势力就会将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工商业中来，对国家工业化进程和资本市场的兴盛是非常有好处的。

同时，没收满洲贵族的财产，代表了反清势力的朴素愿望，安抚了太平天国内中下层人民的愿望。既然汉人已经当家作主了，那么对满人的清算是必要而且必须的，这样做也能缓和国内满汉之间的对立情绪。而且满人之中富贵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满人还是贫穷的旗丁旗户，分地给他们也能满足下层满人百姓的需求，分化一批，拉拢一批满人，得到广大贫苦满人的支持，有助于五族共和共荣的推进。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同萧云贵预料的那样。北京城内数万满洲贵族们的确非常不满西王的三条谕旨，他们拒绝交出财产。但由于已经没有了权力和军事保障，他们的财产、房产和田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太平军收了回去，太平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保障，毫不留情的镇压了一大批的满人贵族们。

而那些贫苦的满人旗丁旗户们则是欢迎这个谕旨的，就比如庆丰府内为数众多的奴仆们，他们几代人都是庆丰家族的包衣奴才，家境并不富裕，在谕旨下达之后，他们开始分到了钱财、房产和田产。看到昔日的主子爷们落魄潦倒，平日里对他们颐指气使的打骂不复存在之后，这些包衣奴才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在为人的好处。

随后太平天国趁热打铁，推出了废奴三部曲的第一部法案，这个法案叫《废除满人包衣奴才法案》，萧云贵非常隐蔽的先将废奴的第一部局限于满人身上，这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在这种时候，一旦是沾上满人二字的东西，大家都会认为它是必须被推翻的，而废除满人包衣奴才并没有触及广大汉人拥有奴仆的权益，因此这个法案实行起来非常迅速。对于一个失去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昔日贵族阶层来说，他们是无力对抗国家新兴阶层势力的。于是，满人的包衣奴才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自由身。

接下来太平天国又推出了第二部曲，宣布太平天国治下在举行开国和皇帝登基大典当日起，就不允许再进行人口买卖，这部法案称之为《禁止人口买卖法案》。这部法案禁止了人口买卖，是为将来最后推出废奴宣言在做准备，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定国是诏中将首次提及的，所有中华太平天国公民在天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做着准备。人权的公平是进一步打破封建等级枷锁的必要步骤，只有这样封建的土地依附关系才能逐步被打破，然后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逐渐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才能完成国家的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