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耶律贤可以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可以怨先帝耶律璟不配做皇帝、可以恨后周朝廷及“清园”兄弟对其国赶尽杀绝、可以怒耶律罨撒葛在最不该分裂的时候为了皇位而起内讧，甚至可以不满贵德节度使为了自保而见死不救，却没有任何理由指责耶律和里、韩德枢等一众辽阳城内的东京道官员。因为耶律和里不但没有丝毫的拥兵自重、意欲自立的心思，而且甫一接到来自天子要其派兵支援、接应的圣旨后，便立即将辽阳城内的所有东京道高级官员召集到自己府中，共同商讨派兵北上事宜。

换句话说，耶律和里不但不是什么居心叵测、阴谋篡逆的大奸臣，反而是对大辽忠心耿耿，一心想要勤王救驾、匡扶社稷的大忠臣。当然，耶律和里有这样的表现是基于此前自己所派出的探马斥侯以及携天子（耶律璟）圣旨前来的朝廷使者所带来的有关天子（耶律璟）及朝廷兵马的相关消息，认为朝廷架构尚存，天子（耶律璟）手中尚有两万多大辽最精锐的皮室宫帐军为前提的。如果耶律和里得知天子（耶律璟）已死，此前既无储君名分，如今连个像样的登基仪式都没举行，还被迫立了个不伦不类的皇太叔，根基非常不稳的新君（耶律贤）及所谓的朝廷手中只剩下不足八千被周军追兵如狗撵兔子一般赶得到处跑的残兵败将，其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忠心就不得而知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周军的全力追击，及其所派出的数量众多的侦骑斥侯不遗余力的倾力剿杀，才使得辽阳的耶律和里文武官员无法及时得到契丹残军的最新消息，从而令其继续维持着对契丹朝廷的忠心。不过，忠心归忠心，想要把自己的打算变成实际行动却还要克服许多困难，而其中首要一条就是兵力问题。

既然派兵支援、接应天子及群臣已无疑议，即刻发兵也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可问题是，当初交由“叛徒”韩守忠（韩铁心）率领前往鹤野城增援的一万兵马均是汉军乡丁，且在鹤野“沦陷”后紧急从辽阳城周边征召了上万乡丁协助守城，但兵力不足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耶律和里、韩德枢等人。一方面，沿辽河而上的周军有四万余人，仅凭手里这三万多兵马连守卫辽阳城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再分拨出一部分去支援、接应天子了。更何况，说是三万余大军，其中真正的精锐，也就是五千契丹本族兵将和万余来自渤海、女真等族的部族军，至于占大多数的汉军乡丁，让他们架桥铺路、扎营建垒、运输粮秣还行，真要到了对面厮杀、刀矛见血的时候，恐怕就指望不上了；另一方面，韩守忠在鹤野城的表现也令辽阳城内的一众军政长官，特别是东京留守耶律和里对汉军乡丁、汉军将领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很难再像战前那般信任——哪怕自周军北伐以来，开城投降的契丹官员并不比他们的汉人同僚少。实际上，若不是韩家三代为大辽效力，此前韩德枢与周军死战到底的态度坚决，现在对发兵支援、接应天子全力赞同，只怕耶律和里对这位东京道左宰相、、开府仪同三司、行侍中、越国公韩德枢都会有所怀疑、有所保留。所以，在该派那支人马北上支援、接应天子，该派多少兵力，便成了耶律和里、韩德枢以及其他东京道高级文武讨论的重点。

最终，经过反复探讨、仔细权衡之后，并充分考虑到此次北上任务的重点是支援和接应而不是与周军追兵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厮杀后，一众东京道文武决定组建一支由两千契丹精骑、两千渤海和女真悍卒，以及四千汉军乡丁组成的混编部队，负责北上支援、接应天子的任务。其中，两千契丹精骑既是这支人马的核心与主要突击力量，又肩负着暗中监视另外两部分人马、特别是汉军乡丁的秘密使命；两千渤海和女真悍卒则在为契丹精骑提供强有力作战支援的同时，还要作为督战队，防止汉军汉乡在与周军作战时出现混乱、畏缩、溃散等情况；四千汉军乡丁则主要负责粮草、辎重等天子及其手下文武百官、数万将士所急需物资的运输和保护，并在阵地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然，方案归方案，包括耶律和里、韩德枢等首脑在内的东京道一众官员派兵北上的重点实际上还是放在支援与接应方面，其潜意识里并不认为天子和朝廷需要东京道这支八千人的混编兵马来与周军追兵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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