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华北与华东两个方向，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苦苦支撑了5个多月的全面抗战，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妄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但自己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北起内蒙的包头，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镇，全部被日军所占领。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与对外经贸的口岸，都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财政失去了收入的来源。军事上拥有较为现代化装备的中央军以及地方精锐部队，也都受到严重的耗损，需要进行整补。

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国际社会普遍都比较悲观。熟悉中国军事最高机密与内情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1937年12月30日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即使中国军队的装备能够得到补充，武汉政府也最多只能勉强支持6个月，他建议蒋委员长应该马上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而陶德曼大使对中国抗战形势的估计，比法肯豪森还要悲观。美国人也认为中国的后勤支持能力最多只能再支撑4个月。几乎所有的外国驻华人员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武汉政府即将承认失败事实，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蒋委员长心里面非常明白，此时如果他选择投降，那他和他的武汉政府立刻就会被中国千百万民众和各党派愤怒的狂潮所淹没。他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降低投降条件，他试过，可日本人不答应。所以蒋委员长所能选择的只有继续抗战一条。

对于抗战，蒋委员长并不像汪主席那么悲观。汪主席总认为中国再战必亡。蒋委员长向来把汪主席的话当做文人之言。他心里很清楚日本人的底牌，只要能在这关键时刻顶住，随着日本人的消耗，国际社会的干预，甚至西方国家的参战，那失败的结局一定属于日本，而不是中国。

在南京失陷之后，武汉政府表明了长期抗战的决心，蒋委员长已认识到国际干涉及和平谈判短期内均不可能实现，中日战争已形成持久之势，他接受了华北、淞沪作战的教训，开始转变战略思想，由单纯固守阵地、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

蒋委员长预备实施的这些战略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李宗仁能在徐州顶住日军的攻击，如果现在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奔袭武汉，刚刚经历了数场大规模血战伤亡惨重的中央军可不是这些东洋精锐的对手，丢掉了武汉，最高当局就只能到西南大山里面去打游击了！这样的局面是最高当局所不想见到的，所以徐州必须坚守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可是要蒋委员长拿出他的宝贝中央军去徐州和日军作战，他同样也舍不得，蒋委员长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既想要好处，又不肯出血。

12日凌晨两点，机要室主任将一份电报送到了钱大钧的手里，文件袋外面的封条上写的很清楚，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急电。

这些天来自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电文非常多，钱大钧差不多每天都要往蒋委员长那里送上好几趟，蒋委员长也有过特别交代，徐州战事焦灼，所有和徐州有关的电报都必须在第一时间送到他的面前，钱大钧签收了电文之后，转身走到了蒋委员长的办公室门外。

蒋委员长从开封赶回武汉的时候已经是11日的深夜，这一趟开封之行，让蒋委员长办公桌上的没有来得及处理的卷宗堆积如山，这一夜，对于蒋委员长来说，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不过在开封抓了韩复渠，这几天蒋委员长的怒气也消了不少，看到笑容再次出现在蒋委员长的脸上，侍从室室长钱大钧的情绪也跟着变的好了起来。

“委座！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急电！”钱大钧推门进去，告诉了蒋委员长这个最新的消息，蒋委员长听到是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急电，连忙让钱大钧拿了过去。

蒋委员长看电文的时候，钱大钧一直注意着蒋委员长的表情，他已经习惯从蒋委员长面部的细微变化中去判断蒋委员长的心理活动，大多数的时候，钱大钧看的还挺准。

徐州的消息，多半是和日本人有关，原本准备在蒋委员长脸上看到一些负面情绪的钱大钧居然发现蒋委员长的嘴角微微朝上方动了一下！这是蒋委员长有些高兴的表现！难道是徐州的李德邻打了胜仗？钱大钧开始有些期待蒋委员长接下来的话了。。

“李德邻请57军驰援徐州？还要为华毕成请功？他这是用上心了啊！”蒋委员长放下电报之后幽幽的说了句。

站在办公桌对面的钱大钧竖起耳朵也只是听了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