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守后留在敌后打游击用的。调66军下山,获准的可能性实在太小。如果遭拒绝后再调,那岂不是公然抗拒统帅。66军他是一定要用的,不如索性碰钉子前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主意拿定,他便吩咐道:“先调再说。一边调一边向武汉请示。”
薛岳嘴上说的痛快,可对能否调来66军这支有生力量,他心中也没什么谱,他毕竟没有军委会的上方宝剑。那上头,没有命令谁肯主动为别人卖命,出力不讨好,打败了还得再背上个“抗命”的罪名,永世再难翻身。
薛岳此刻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他想调66军下山扯来难关重重。不知是先斩后奏的奇效,还是他福运高照,一切事情都在按他最好的设想发展。原以为很难办成的事却一一迎刃而解。
军委会对他的先斩后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虽未明确支持,却也没加阻止。薛岳原本也没打算从军委会得到什么好听的话,只要能调来66军就行。
至于66军方面满口答应,顺利得出奇,原来薛岳的广东老乡叶肇,当初对蒋介石把该军留在敌后打游击十分不满,66军是清一色的广东子弟兵,在鄂赣地区打游击并不合适。从一支野战军降为游击部队身份降了许多不说,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官兵们谁也不愿待在敌后钻山林。所以薛岳这个广东籍长官一招呼66军从军长到士兵,无不欢呼响应,其应战心切,甚至超过了薛岳自己手中的部队。
薛岳得到意外的1个军兵力,且又是指挥顺手的粤籍官兵;叶肇借机走下庐山,避开了敌后游击的苦差事。双方皆大欢喜。
战役进行到最后时刻,对薛岳来说既艰难悲壮、却又充满辉煌。他拼尽气力在通向胜利的峭壁上攀援而上,时刻都在承受着跌落深渊的风险。
畑俊六、冈村直至淞浦,给他出了太多的难题,设置了大多的障碍。军委会、蒋介石和一支派系杂乱的部队又给了他太大的压力。10多天了,他没迈出过兵团部充作指挥室的那座不大的民房。伴着他的,只有几部响个不停的电话,一张旧帆布行军床和伴死神的日军炸弹。他不怕死,但他怕失败。
他指挥的泰然若定,在大战、恶战时,往往最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从他那间不大的指挥部里,一份份电报,一个个电话传向第一线部队。他的指挥镇定,调度得当传染给了前线,尽管各攻击部队死伤巨大,但没有慌乱者,士气始终压住了对手淞浦师团的官兵。
10月7日,一兵团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军在鸭嘴垅总司令部里呆不住了。他带上几个参谋,来到了箬溪第66军军部。
吴奇伟当时应该说是江南战区的前敌总司令。张发奎丢失九江被蒋介石召向武汉后,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南浔,瑞武战事由薛、吴两将军负责。吴奇伟一直身处前线,而薛岳是九月中旬才由南昌亲临德安的。遇到紧急情况,薛岳来不及与吴奇伟商量,大都自行裁定了。对此,吴奇伟从没在意。
吴奇伟并非资历、能力不行。淡泊权位,正是他一生的特点。论资历,他与薛岳、张发奎、叶挺等都是四军中同行。论作战,他也是国民党军中能征善战之将才。但他心胸开阔、性格随和,不但下级尊敬他,同僚上司也多与他关系不错。而他,乐得如此,乐得把心思放在战场上。
吴奇伟来到66军,就扎下了根。战斗激烈时,他喜欢下到前面,就近指挥。方从庐山下来不久的叶肇军长也是广东将领,知他脾性。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指挥战斗,倒也踏实、舒心。
吴奇伟的到来,却也让叶肇操心。连日强攻,淞浦把重兵放在了石头岭。66军攻上去,靠手榴弹和刺刀向前一寸寸地挪。双方来来回回,一日数易其手。这使日军意识到,石头岭方向有中国军大部队。
伴随而来的就是日军雨点般的炮弹和疯狂的战机炸射,前线空防设施极差,只能以吹哨报警。有几次哨音刚响,日机已飞到头上,人有时被堵在屋里。若非命大,吴奇伟、叶肇也许就在劫难逃了。
叶军长可不愿吴奇伟有个三长两短,尤其在自己军部。可每次劝说,吴奇伟都是一笑了之。劝急了,来一句:“不要紧,炸死算了。”
吴奇伟没撤回去,他不怕死。有几次日机炸得土房直摇,参谋人员跑进去劝他时,却发现他伏在桌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66军虽然死伤累累,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损失,但最终还是克服了石头岭,把淞浦师团主力又向核心压了一层。
德安以北74军51师师部里,作战会议正紧张激烈地开着。
战至10月8日,淞浦师团仅剩数千残兵,被压缩在万家岭,雷呜鼓,田步苏,箭炉苏等可数的几个据点里。淞浦师团已陷入绝境,虽然畑俊六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但战局仍令淋浦透不过气来。一次空投数百名军官,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的事,也足见淞浦师团已处于何种穷途末路的境地。
胜利对薛岳、对中国军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可这一步,薛岳和他的十万将士也迈不动了。随着10月10日的一天天临近,沉闷的武汉三镇又起了些许变化。人们的脸上又有了一丝节日来临的松快,数月来经受日机轰炸而残破萧条的街道广场上,行人又多了起来。更引人注目的,还是突然间出现的建筑物、广场、主要街道两旁的那一面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国旗,在不屈地迎风招展,猎猎飘扬。
“双十”国庆日在即,望着象征着国家、民族主权的国旗,武汉军民的眼中滚动着不屈的泪水。
被日机炸得残破不堪的军委会地下室里,蒋委员长阅过国庆日对全国军民的演说稿,信手在一边。例行的演说年年都有,但今年却将在一片失败声中唱高调,华丽的词藻连他自己看着都不舒服。必须在战场上拿出些东西。
他叫来了军政部张何应钦:“薛伯陵的进攻现在怎么样了?”
“委座,万家岭双方损失都大,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不过再拖下去,薛长官所部怕是越来越不利。箬溪、隘口两方面,冈村军的二十七师团和一〇一师团都在拼命猛攻,欲解万家岭之围,薛伯陵实际上已没几天时间了。”
“那么怎么才能吃掉淞浦残部呢?能不能再调上些部队?”
“恐怕不行。一来远水难解近渴,二来也无部队可调。”
望着蒋委员长渐趋失望的面孔,何部长又补上句:“除非让薛伯陵拼尽气力,不留预备队,全部投入反攻,或许尚有获胜的机会。这最后的五分钟是至关重要的,我军难,日本人也几乎趴下了,这时就比谁意志更强。”
蒋委员长沉思片刻,命令徐永昌道:“好吧,你以军委会名义命令一兵团司令薛岳。着各军、师组成敢死队,向万家岭发起最后攻击,限于10月9日24时前全歼该敌。”
德安前线,薛岳也在为此事徘徊。实际上,这是最后击败淞浦的唯一办法。军委会的命令,使地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9日,在薛岳的死命令下,万家岭地区各师,都组成了数百人的敢死队,向万家岭、雷鸣鼓、田步苏、箭炉苏等最后几个据点发动了全面攻击。
最后五分钟,对两个搏斗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而倒在地上的人来说,与其说比战力,不如说是在比意志。薛岳这最后一击,在气势上彻底摧垮了淞浦。当晚,欧震的第4军、叶肇的第66军占领了万家岭、雷鸣鼓两要地,歼敌人千多人、俘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近百挺、步枪1千多支、马匹数百。
十分遗憾的是,第4军前卫突击队曾突至万家岭淞浦师团部附近不过百米,但天色太黑,加之审俘不利,未能及时发觉淞浦中将,结果放走了这个最大的猎物。
听战后俘虏的供词,就更叫人觉得遗憾。俘虏说:“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公尺,淞浦中将就被俘或者切腹了。”
淞浦中将虽没被俘或者战死,但逃至田步苏后已成惊弓之鸟,无心恋战。10日凌晨,他率领数百残兵逃至甘木关。恰遇突破中国军阵地前来救援的铃木支队,终于摆脱了灭顶之灾。
至此,除个别据点少量日军残兵死守待援外,淞浦的第一〇六师团几乎被全歼,被歼人数多达一万多人。
薛岳兰封兵败后卧薪尝胆,终于赢来了万家岭大捷,洗雪了前耻。接到报捷电报的第一时间,薛岳转身对副官说:“给西安发报!告诉华长官,我薛伯陵这次没有让一〇六师团跑掉!”
“好的!”副官对薛岳说:“不过,华毕成长官已经不在西安了,他正率第30集团军反攻山西呢!搞不好这次30集团军能把太原和整个山西都光复了!”
“知世老弟啊!我不如你!万家岭此战若是你来指挥,松浦老鬼子定然难逃一死!”薛岳仰天长叹道……
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日。蒋委员长收到胡宗南转来的万家岭大捷电报后,脸上笑开了花。在一片祝贺、颂扬声中,他口授电报给前线的一兵团诸将士。
“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易胜嘉慰。关于各部犒赏,除胡长官已赏五万元,本委员长另赏五万元,以资鼓励。”
……
一片颂赞声中,薛岳悄然地来到万家岭战场。战火熄灭了,但脚下混着血肉的焦土,四下飘散着的硝烟和满山遍野的兵士骡马骸,仍使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悲喜交集,情从中来。
万家岭战役后,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都撤离该地,当地老百姓都已逃亡,战场一片凄凉景象。战场上到处都是枯骨和破碎军需物品,战场气氛十分浓厚。
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都是矮山丛林,只有几个小村。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葬。日军的辎重兵挽马驮马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穿着大足趾与其它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之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
万家岭从此后便再无人家,成了数万名中日官兵幽灵出没的场所,成了名符其实的武士墓地。日本人的一个师团在这赣北的荒郊野岭化作腐土,与风雨相伴……
在武汉这场中日战争规模最大的大战中,不可知性,甚至和预期完全相反的情况屡屡出现。东京的决策者原计划从江南大举突破,沿长江南捣武汉。可江南两月血战,精锐师团全部用尽,却迟迟不见进展,还损了淞浦淳六郎的一个整师团。江北兵力虽少,但进展却大大快于江南。
大别山北麓,稻叶第六师团虽死伤惨重,部队无力再战。但稻叶所部毕竟已突破田家镇天险,只待整补新锐、备齐粮草后便挥师江城东部平原。战至此时,武汉会战主动权已逐步转向日军,蒋介石面临的,只能是守一天算一天的被动支撑了。
战局的演变使日本军部定下了新的决心:江北各战场由辅助进攻改为攻略武汉的主攻,江南十一军改向西南攻击,切断粤汉线,堵住第九战区两个兵团中国军的退路。
裕仁的皇军给蒋委员长又出了个大大难题:不但要取武汉,还要取蒋委员长的命根子——要围歼武汉政府的几十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