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涛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五亩养活一口人不奇怪，可这三亩地养活一口人是怎样做到的？记得当年说是靠外来的番薯？”

张海仔细的回忆了很久，才详细谈起了清季农业进步的主要原因，并非简单依靠番薯那样简单：“现时我们北方的农民犁地十分粗放，旱田耕作普遍不过几寸而已。如果彻底解决了北方问题而无需要在平时的农耕地区承担大量的养马负担，广用牛力，则可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来深耕和更密集的种植，一般的旱地当以七寸左右为宜。行据和株距依据作物面积的多寡来有效的分配，连片越多株距越密。此外：还有选种，有清一代人们十分重视选种：选种：农家经常选育新种。以稻而论，不下数百种。此外现在我们北方的农民很少复种农田，而那一世界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已比较普遍地实行三年四颗或二年三熟。苏北、皖北亦行二年三熟。即：每年种一季秋粮，隔年种一季越冬作物，隔年冬休。越冬作物多种小麦、大麦，夏收后种豆类、玉米、晚谷等，冬闲地来春种高粱、玉米或春谷等。当然这种轮作，须要注意天气。现在江浙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稻一年两熟制，即水旱轮作，在那时，这些耕作制度已经推广到湖光江西等很多地方。种稻时日地域还加以改进，普遍开始更早时日的耕种和更多的向北耕种。此外是对精耕细作的重视，遏止北方地区现有普遍的广种薄收的现象。此外，人口牲畜增加的情况肥料也会增加，那时还普遍推广了饼肥、绿肥等现在已有的农加肥。上述种种单项算起来的改进同新作物的引进一样不大，但累计起来就相当可观了。但对于我们来说要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还是要最大限度的精良农人们耕作的工具，提高铁的质量。我们此世的条件还很宽余，终六十余年，包括肉食牲畜的消耗人口均五百斤左右的成品粮是可以达到的目标。”

张海继续说到：“我们最大限度的遏止农村田地分配的不平等，减少浪费的情况下。完全脱离农业劳动在城镇从事工商的人口应站到整个人口的两成，比现在的比例至少提升一倍，总量增加为三倍。再加上妇女普遍参加社会劳动，城镇之中的可用劳力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四五倍。在完善培训、标准化、管理方面再有巨大的进步提升的话。六十年工商规模十倍于现在是可以预期的。”

刘洪涛是有自己思索的人，他觉得师傅如今似乎是想要在建国后有意扶持这些人，觉得并不妥当：“官商勾结，为祸最甚。我们真的要在新朝之初就这样搞么？”

“我们只做我们力所能急的事，当然不会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就好高骛远。几十年后条件具备，这些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张海继续算道：“我们的一百几十个弟子在南下的任务完成之后就不可能再担任战兵中队一级的管理了，至少要退到连一级的主官位置上。除六十四个步兵连及十六个炮兵连的军事主官外除了你和李峰还有师傅身边的几个人都要投入到‘火炬学校的构建中去，四十多个弟子至少可以负责二十个班一千四百名学生。至少在建国的五年之内，我们都只能利用军队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对天下进行军事管理。核心只能放在都城以及少数地方：如果那些读书人没有太多识时务的不给我们面子的话。但在五年之后，我们至少可以有七百个可以从事文职工作的少年官员了。排除可能的战病亡及可能的**清理，剩下的至少四百人留做种子，在十数年大概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后才可接替旧的统治层所有核心与重要的职位。少则二十多年，多则三十年，经过三轮教育繁衍，我们才会有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用以接替旧的读数人阶层，主导乡以上的基层政权。在我们人手最不够用的初期，我们能够管好一些大事乃至都城里的事儿，就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激烈的斗争，包括不会停歇的文斗与武斗，在今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都不会停歇。其他各行各业新一批的人才，则至少也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成才出师。传统的师徒模式还难以取代、也不可能留太多的人做种子的情况下，每十年以行业中一成二三左右的人做种子，翻出五成左右的人才；那么六十年的时间当可提升为原来的十倍。”